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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秋日的阳台洒满阳光，王举正在和女儿开心地玩耍。电视里传来主持人播报的西非“埃博拉”疫情：“不论是感染病例数量、死亡人数，还是受影响地区范围，甚至医务工作者的感染死亡人数，疫情都达到了该病毒被发现38年以来的规模最大……”

  这是2014年的国庆假日，对于平时常常因为工作忙不着家的军人而言，此时正是宝贵的“亲子时间”。听着疫情的消息，也许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，以为这一切距离我们很远，但就在此时，王举的电话突然响了，是处长打来的。王举迅速接起。

  “学校要组队去西非执行任务，有30名战士要参加，需要一名干部带队管理。你愿意去吗？”

  10月3日，164名首批援利医疗队队员个个都同王举一样——在国家和军队召唤之时，每一个“到”都回答得干脆响亮。

  10月25日。医疗队先遣队员刘丁头顶烈日，站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的SKD体育场上。他与夏杰、李同、何兆华、李桂祥4名先遣队员一道先行一步，来到这个陌生的、疫病横行的西非国度，汇入15人组成的总后勤部先遣指挥组。

  “打头阵”可能遭遇到的困难，在刘丁踏上异国征程的一路上已经“过电影”似的放了好几遍，但现实比预想的更加纷繁复杂。

  站在荒草丛生的体育场上，几位队友神情凝重。在这样的场地安营扎寨、在这附近修建埃博拉诊疗中心？水怎么样才能解决？电怎么办？空运的5批约400吨的建设物资已经到达，又当如何展开工作？

  第二天，指挥组雇用了数十名当地人一起搬运物资。刘丁和队友们戴上口罩、手套，加入搬运队伍。看着眼前的“黑人兄弟”，几个队员心里直发毛：这些人会不会携带甚至感染埃博拉病毒？今天晚上会不会有人发烧？其实队员们非常明白，在强大的埃博拉病毒面前，只要有一点暴露皮肤，就存在极大的感染可能，口罩手套最多只能换个“心理安慰”。

  很快，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张越来了，在一线亲自指挥；总后勤部卫生部医疗局副局长、援利医疗队副队长张疆与当地人一块甩开膀子干活。刘丁注意到，两位领导居然都没有口罩手套之类的“保护措施”，神态自然地与“黑人兄弟”谈笑风生。刘丁觉得心里有啥东西“嗵”的一声放下了。再开工的时候，几位先遣队员不约而同地脱下了口罩手套，甚至换上了短袖。

  几天后，工兵团和建设公司陆续到来，整个工地热火朝天。从10月26日到11月25日，短短的一个月，中国埃博拉诊疗中心——利比里亚最大的、硬件设施最完备的援建医院拔地而起，钢架结构的板房建筑还可以“永久使用”。

  从12月23日中国诊疗中心确诊第一例“埃博拉”患者开始，整个治疗病区一经启动，就夜以继日运转不停。

  又有患者被确诊了，这是一个7岁的小男孩。战斗模式直接开启了专家组的一个个不眠之夜。医疗队首席专家毛青带着由感染、儿科、眼科、呼吸科、消化科等不同专业组成的专家组成员，分析讨论病人病情，研究制定针对确诊埃博拉病人的治疗方案。虽然都是临床经验比较丰富、参加过各种公共卫生应急救援行动的医护人员，刚刚正面遭遇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疫魔，仍然难免显露紧张之色。

  毛青似乎看穿了大家的心思。他语速很快，却表达得清晰有力：“仅凭患者症状，我们没办法确知其体内器官破坏程度。所以，这要求我们的队员像个‘老中医’，既要严谨，更要有敢于‘把脉问诊’的勇气，相信实践出真知！”医疗队队长王云贵则坚定地说：“能用的措施都用上。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，就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。”队长和首席专家几句话干净利落，看不见的心结立时打开，现场焦虑的气氛慢慢淡去。

  再回到孩子身边，大家充分的发挥群体智慧,你摸手、我摸脚、他摸头,凭借经验，然后凑在一起商量。

  毛青果断地发出面对一场大战的一道道“战斗命令”。同时，他不时地提醒身旁的几名队员：“互相看看，身上的防护有没有疏漏。”几个月前，就在这片土地上，他曾亲眼目睹大批同行在与病毒的搏斗中，被击中、被打倒。

  病房里，毛青和队员身着全套防护服，“一穿”“一脱”共需27步。“穿”需要20多分钟，“脱”则至少要30分钟；穿了脱、脱了穿，稍有大意，病毒就可能乘虚而入。这样的防护服穿上工作两小时就是极限。那紧紧包裹身体的防护服里，汗水从头流到脚，以至浸满整个鞋底；防护口罩两个小时就会失效，高温下，湿透的口罩透气性大幅度下降,就像一层湿纸巾紧贴口鼻，让他们处于一种严重缺氧的状态，头脑“短路”、眩晕，甚至会出现窒息；含氯消毒剂浓度高、消毒效果好,可喷洒在身上，却对人体黏膜损伤很大，浓烈的刺激气味让他们不断咳嗽。

  与男孩一同来到中心就诊的父亲，第二天就去世了。队员们小心翼翼地绕开男孩，把他父亲的尸体抬出病房，又带着这一个孩子转入其他房间。可当孩子看到另一对被确诊的母子时，却执意要和他们住在一起。看着孩子满含泪水的眼睛，那一刻，队员们读懂了幼小心灵中的那份孤独和不安，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一种心疼。

  有几天，男孩的体温从40摄氏度开始慢慢下降，到了38.5摄氏度的时候，队员们却猛地发现一个现象：小孩的心率很快，跟体温不平衡了。队员们开始担心：孩子的心脏是不是出了问题？难道病毒开始侵犯心脏了？心肌炎？大家特别紧张。可穿上防护服没法带听诊器，队员们就通过摸脉搏、测血氧饱和度、测血压等方式监控心跳，密切观察细节，直到排除心脏问题。

  在男孩将近20天的治疗中，队员每天早上“交班”就像走上战场：“交班”时就要计划好，一会走进病房带哪些东西，做哪些事，否则，在病房呆久了，整个人就会因缺氧而反应迟钝。

  勇气，血性。截至2015年1月11日，全世界感染“埃博拉”病毒的医务人员有843人，死亡500人；仅在首批援利医疗队到来后的40天时间里，全世界感染该病毒的医务人员就有200多人。在危险性远大于当年SARS的烈性疫病面前，恐惧之心人人皆有。在常人眼里，这些军医“胆很大”，但他们却说：“面对‘埃博拉’，我们也恐惧。进病房前，会预想种种情况；但一走进病房，仿佛战斗打响，就冲上去啥也不顾了。然而，从病房出来，一边脱防护服，一边会在脑子里过一遍‘会不会哪里有疏漏？’那种后怕会持续好几天。”

  按医疗队的制度，一天3次查房，每一名队员每天只能进病区一次，但队员们却屡屡“犯规”：在最紧张最繁忙的那几天，几乎时时刻刻都有人进入病区，平均一个队员每天要进去两三次。穿防护服不能超过两个小时，医疗队首席专家毛青却带头“违规”，他和几位医生、护士长在病房里一呆就是3个小时。

  埃博拉病患的呕吐物、排泄物有着极高的感染风险。医疗护理时，病人大声咳嗽、呕吐，距离他们的脸部、手肘不到20厘米；病人频繁腹泻，尿不湿和床单半天就要更换一次；给小孩换尿不湿简单,可一个成年人体重至少100多斤，几个人照样帮他翻身、更换。这就是中国援利医疗队——在这场与死神搏斗的战斗中，每一个岗位都充满危险，每一个队员都是勇士！

  2015年1月上旬，治疗中的3名确诊埃博拉病人血液检测呈阴性。11日，再次检测，仍为阴性。按照WHO的标准，确定治愈。那一刻，整个诊疗中心沸腾了，为病人祝福，也为胜利欢呼！

  补记：正是凭着这样的医者天职与仁心大爱，在短短的60多天里，中国诊疗中心累计接诊患者112人，收治患者65人，其中确诊患者5人，3例埃博拉患者经过精心治疗康复出院，是我军援利医疗队乃至我国援非“抗埃”医疗队中治愈出院的首批确诊埃博拉患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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